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科重建以来，在一代代民俗学人努力之下，民俗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无论是民俗学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显著提升与拓展，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开展，民俗学人同时成为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学术骨干力量。为了彰显民俗学人的贡献，传承学术精神，我们特别开辟“学人专栏”逐期刊载民俗学人的精品力作，以飨读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学与非遗研究园地的前辈与同仁。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民俗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原任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主任（1996），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2005），华东师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文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对外汉语系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一至第五批国家级非遗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民俗学会城镇民俗专业委员会主任。2007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共同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为上海市劳模。2021当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主持十余个国内外科研项目，出版各类专著16部、编著14部，论文、文章200余篇。

  党的十六大，为我国的文化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要将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的熔铸，融合一体，引向深入，我感到，有必要对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文化事项——民俗予以正确的认识与深层的把握。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理念，民俗不单单是一般的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是一国一民族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的总和——人类社会中一国或一民族最独特的最根本的基础文化或地质文化。真正的民族文化，只有在这些长期流传于普通民众的民俗文化中才可以获得。然而，于毋庸讳言，由于多种的原因，民俗学科以及紧密关联的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在我国尚处在初级阶段。理论的贫乏，造成了实践的苍白和对民俗认识的短视。环视当今中国社会中民俗的运作，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久违的民俗，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并被制成种标签和旗号，频频在商业、旅游、娱乐、影视等经济文化活动和媒体中亮相；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文化沉渣的泛起，弊端的再现，动辄被斥之与民俗相牵连。这种文化上实用主义的民俗运作，时而将民俗推上云霄，时而将民俗打入深渊，实在是不足取的。从中也折射出我们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文化人，对民俗认识的浅薄。这不仅不利于当前经济文化领域和精神文明中民俗的合理应用，同时，又阻碍了我们对民俗内涵的真正理解。拨开笼罩在民俗上的种种迷雾，我们得知，民俗是风习性群体心愿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是民族群体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对于民俗，我们要有科学的分析,对它重新全面地梳理，去粗取精，除芜存真，则是凝聚民心，重塑当代国民性，熔铸民族精神的一个有益步骤。

  民俗与民族精神的关联，首先在于民俗展现了民族民众的群体化文化精神的走向。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指南，民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层或基石，其间代表了民众群体的精神意愿和立场观念。①

  可是，上述理念在我国还没有正真获得普遍的理解和认同，包括我们的知识界。民俗学识理念的后进，究其原因，有内外的因素，其中与中国传统的民俗理念有很大关系。

  民俗学之民俗，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如同文艺理论、物理、化学、干部等一些专用名词一样，都是上世纪之交，为向西方学习，从日语汉词出口转内销回来的。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已懂得“彰好以示民俗”，“观风俗以察朝政”，但是，其理念与西方民俗学Folklore之民俗内涵，认知有颇大的差异。较之接受了西方的Folklore学科，然后按日本西化进程中日本传承性文化的实际效用，用汉字的“民俗”去翻译成日语的“民俗”在涵义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日本，表面上也用了与中文一样的文字——民俗，可客观上已灌注了西方的学理、学识和本土的文化理念，内涵上已大大扩容了。我们在1913年，由周作人将“民俗学”，从日本转购回来后，理论上没有系统地将其重新界定。而在思维习惯上把“日语汉字”的“民俗”与“汉语中文”的“民俗”相提并论，无意中，还是以传统汉语的民俗，取代汉字日语的“民俗”，并以此替代英语系统中Folklore的全部。殊不知，这二下转换，把两方学科理念上的民俗学已作了两次外科手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学界包括《辞海》都把民俗视同“民间风俗”的缩写。风俗与民俗混同一体，等量齐观。在日本，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引进后，日语汉字“风俗”与日语汉字“民俗”就明显分了家。“风俗”在现时的日语中已成了“风流”，“风俗”成了带有红灯区的代名词。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风俗，在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的分类中，仅是民俗的一个浅表层面——生活技艺，而且就这个层面所包括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风俗意义上的四时八节，生养嫁娶，殡葬习惯，还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工具、传统工艺等等。如果再加上另外二个层面口承语言，心意诸现象及民俗思考原型，其民俗的内涵，从无形到有形，从言行到心理，攘括了民众生活的所有的领域。民俗的事项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文化经验的汇总，民俗的研究也就成为攸关历代民生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反观我国，各地的民俗调查和民俗活动，犹如山花烂漫，然而在这些勃勃生机的背后，却因学识理念的落伍滞后，有意无意地扼制了民俗向民族文化本质层面行进的步伐。

  现实社会中，民俗的张扬，表面似乎是怀旧，或传统的回归，实质上却是民族民众心中情感意愿、立场观念的展演，其内里往往蕴涵着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和价值的重估。

  例如，这几年，神州大地大江南北，一股股民俗热，如燎原之火，在纷纷燃起，连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样的现代大都市也随势浸染期间，并不时刮起一阵阵回肠荡气的民俗文化热浪。对此，有些学者称之为怀旧热。

  然而，从文化批评的眼光，怀旧热的描述，仅是一种表层现象，其深层的底蕴，却是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和价值的重估。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异类的差别最根本的是人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时时处处受到由其创造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人世间，一个“外在物”的价值评估，除了它本身就具有的物质意义外，另外，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们赋予的物质所代表的文化代码——文化观念所指的价值倾向的约束，从而使物质本身就具有了超越物质意义的价值判断。例如在美国日常的餐饮文化模式里，牛排被视为最好的肉。虽然生产量超过需求量，但是价格仍然很贵。穷人经常食用其它比较便宜的肉。这些肉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被视为不好的肉。日本也是这样。为什么呢？牛肉之所以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好的肉，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印欧传统那种把牛看作是男子汉的气概，一种性的文化观念。餐饮传统模式一直以鱼肉为主的日本，当代也视牛肉为最好的肉且价格不菲，明显受制于欧美牛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从单纯的物质意义而言，有的动物肉类的价值，未必不如牛肉。如果欧美人一开始以狗肉为主，那今天最好肉的标准，就不是牛肉了。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会不一样。人类把自己的文化观念烙印在外在物上，使外在物的价值深深打上了人类文化的印痕。②我们眼中的外在物，实际上往往是由一种人为的文化逻辑所构建的。文化代码所蕴涵的文化观念，常常成了评估事物价值的重要的无形标尺。

  应当指出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是有不同层面的。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研析，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是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二是基层文化。表层文化就是上层文化，中国一些报刊媒体还时常喜欢冠之为精英文化（殊不知，精英文化并不是表层文化或上层文化的专利品。精英文化分别存在于表层文化与基层文化或它们共同的建构中）；基层文化也称之为地质文化，则是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或泛称之为民俗文化。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可能没或缺少表层文化，象俗话所说的，没有文化，如阿Q。但是不可能没民俗文化。反之，一个身处上层文化熏陶的人，也不会没有民俗文化。即使象红楼梦中钟鸣鼎食知诗达礼的贾政，也不能免俗。囿于“抓周”的民俗阴影，找个碴，就将“孽障”贾宝玉往死里打。

  不同的文化层面所持的文化立场观念是有区别的。这样也就造成了对事物不同的价值评估尺度。如从上述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观出发，《三国演义》等，在我国大学传统古典研究领域，一直视之为古代小说的典范。但是，站在民俗文化的立场考察，它源自民俗文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已记载民间艺人在长安城讲三国故事。千百年来，三国故事在民间不胫而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将《三国演义》归属于民俗学的民间文学立场的研究，那离高雅的古典文学就远了。按世俗观念说句上海的大白话：挡子就低了。当然国际化的学术立场和视野就不同了。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俄罗斯李福清就转换立场观念，撰写了《三国演义和民间文学传统》的专著，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基层文化的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大厦的基础。其所持的立场观念也是人类认识、判断、评估外在事物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场观念。我们在认识和评价事物的时候，要重视这一问题。顺时合理的文化立场观念转换能使我们对事物有更科学的结论。比如高粱、玉米等谷物，在我国上层文化系统中是低下的，称其为粗粮。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民、贫民的主要食粮，它们在主食中使用是贫穷的象征。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地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立场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们现在成了绿色营养的文化代码，富裕人钟爱的食品，身价反了个。

  所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必须要格外注意调整我们的文化立场观念。长期的封建社会，使我们的文化立场观念，浸透了唯“上（层）”为好的等级观念。使理应看破红尘的寺庙和尚也挂上了“处级”“科级”的文化等级的标签。在国际上真是个大笑话。这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其实，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时起彼伏，一直在进行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整合。20世纪初，我国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透过其反帝反封建、倡导科学民主的现实需求，骨子深处流淌的却是一场文化立场观念的重大变革。具体表现为，数千年来一贯以上层文化为衡量标准的文化立场观念受到了激烈的颠覆，以民俗学运动为代表的基层文化的立场观念被推到了前台。

  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活跃在文坛上的文、史、哲、各学科名流专家、学者教授黄遵宪、梁启超、蔡元培、周作人、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复、胡适、顾颉刚、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杨成志、沈雁冰、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容肇祖、及钟敬文、娄子匡等或遥旗呐喊，或身体力行，纷纷投入其间，其阵营之强大，所涉范围之广博、成果之丰硕，在中国民俗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那么，为何会出现名家争向关注民俗学呢？从现在的学术眼光看，当年民俗学兴起的时候，大力倡导民俗学的名流们对学科内涵也未必很清楚，有些甚至也不想清楚，可是却依然在大声疾呼，大力提倡。其原因在民俗学的基本理念代表的是民众的文化立场。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前导。20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严格的说，它不仅是一个学术的求新，更多的是一面借其民众文化理念进行文化立场观念转变的旗子。这一转变，明确了人民是历史背景和文化的创造者，激励了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用新的民众的的立场观念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现代化的发展。为首的中国人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问题——民众立场上的的利益和理想结合起来，建立了才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而当年的失败，也正在于此。

  总之，诚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所言，现代的电子技术与民俗工艺是并行不悖的。现代化进程不惟有一个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视角立场，民众代表的民俗的基层文化立场观念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该主动顺时转换自己的立场观念，如江“三个代表”所指出的，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民俗与民族精神的关联，其根本的还在于民俗是民族文化生命构成的基本成分。一国一民族之所以有民俗，并不是那个族群的喜好。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类文化生命的基因。

  人世间，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应该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所以，一个人除了具有生物生命基因以外，还会有文化生命的基因。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民俗为核心的第二生命系统构建。这是一种与有形物质的生物生命相异的独特的生命元素：它虽然是无形的，却溶化在人的生命里，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从而构成人类区别异类的根本标志，成为表现和鉴别民族或地域族群自身特征，展示和衡量人类多样性、复杂性的重要标尺,一种比人类生物生命基因更为深沉的文化生命基因。

  首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示。自从现代生命科学发现构成生物生命的基本元素——基因DNA以来，人们就把解析生命的奥秘，探寻人种的差别，寻觅民族相异的希望，寄托在基因的解码上。然而，其结果与有些人的企盼大相径庭。据新华社报道，在人类基因组图谱和初步分析结果公布之日，法国科研部长施瓦岑贝格在2002年2月1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人类基因组细节公布之日对那些种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天”，因为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使他们丧失了仇恨其他民族的根据。因为人类基因研究结果为，世界上不一样的种族人与人之间99%以上的基因密码是相同的，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完全是在相同的生物基因基础上的完成的。这说明在人类基因组图面前，人们看不出世界各色人种，种族人群之间的差别。可是，静言思之，世界各种族、民族之间又确确实实存在差异，南北对话，东西方文明冲突，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矛盾等等，即是这方面的反映。现实世界，地球人类之间有着种种的隔阂，一场小小的《刮痧》把中美两个民族的当事者推向法庭的对抗，这已是举世公认不争的事实。既然按人类基因组的初步图谱，我们的生命体的建构99%以上是相同的，由此生命而产生的理念理应也相同，如同相同的机器模具压出同一产品一样，为什么还会出差错？是我们对自身生命的基因检验测试手段和技术还不够先进、缜密，造成现有数据失误？还是我们在认识人类种族、民族差别和人类特征的尺度中尚有不周之处？说是前者，我想是冤枉的。参加人类基因工程的中、美、英、法、德、日国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水准和分析测验的设备、手段，是不容置疑的，各国在人力、物力、科技力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我们中国也有好几名院士顶级人物投入其间。问题显然不在前者，而在于后者。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基本尺度，什么是种族及民族的衡量标准方面有偏差。

  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包括学界的不少人，对于人和异类的差别，一般仅以自然科学生物学的眼光去衡量，往往把人仅仅定在高级灵长类人科的生命生物体的范畴。这似乎是对的，但又恰恰是不完整的。费尔巴哈曾说过一句名言：“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现代哲学人类学大师，德国的兰德曼教授在其名著《哲学人类学》进一步指出，当生物人类学试图单纯从生物结构来了解人时，同时也丧失了人的完整性。只有不仅把肉体，而且把人的文化都视为人的存在，才能建立完整的人的形象。人是创造文化和为文化所塑造的人。人是文化生命的存在：文化对于人，如同人外界供人呼吸的空气，如同体内维系生命力系统的血管血液，是必不可少的。人与文化交织一体，缺乏文化，就缺少了做人的起码条件。可见，没有人去创造，文化则不存在，没有文化，人也将无。人从动物进化到人，是生物和文化双重进化的结果。人不仅有生物的生命，还有文化的生命。生物生命，只是人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为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共同进化的结果。在某一种意义上，文化生命的进化，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异类而成为人的根本因素。文化进化对于人是比生物进化更重要的进化过程。据报道，生命科学的的科学家们，已破译出与人类基因最相似的还有鸡和鼠。从生物生命基因而言，它们与人极为相似。然，鸡，毕竟是鸡，鼠还是鼠，与人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今天动物行为主义专家已测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是人类的专利。猩猩一类高等灵长类中也具有类似的能力，以此作为人和异类的区别已不足为凭。人们之所以为人，是人能创造文化，并以文化来塑造自己，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人类有生物生命的密码基因，人类当然也有文化生命的密码基因。这是造成人类种族、人群差别的重要标志。所以，要真正认识人，认识相互间的差异，除了要对人类生物生命基因作进一步的破译之外，还需要对人的文化生命密码——人的文化基因——如同人类生物生命基因一样，进行同样的解码。这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破译。它可以在认识人类生命史纪念碑上镌刻下自己独特的印章。国外已有这样的先例。98年3月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源起。会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研究人类生物生命基因的分子人类学家、考古人类学家们，从生物工程，生命基因DNA和古人类骨胳比较研究追踪日本人的根由，对日本弥生时代的古人与中国山东同时代的古人遗骨基因作比较。美国M·Crawfod教授就人类从非洲起源，分北路南路进入亚洲中国大陆，及至日本的发展路线，作了详尽的论述。日本太田博树教授作《亚太地区古人类线立体DNA树系图的研究》，对日本人的由来运用体质分子人类学，即人类基因工程的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我应邀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眼光所作的专题发言中，从中国古人类文化生命的一个重要信息和标识：远古江南稻作文化中的鸟（日）信仰崇拜的发生流变，分析日本岛（日）崇信的由来及本土的衍化，从中寻找日本人文化生命的基因和历程，分析日本人和文化的由来，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会上生命科学家、文化学者携手合作，共同解析日本人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之谜，取得了丰硕成果。亚太地区的民族，从人类基因工程，分子人类学角度透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同源同种，看不出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可现实中我们又处处感觉到不一样。这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文化生命基因密码的破译，似乎更能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可见在寻求人类生命的轨迹中，文化生命的破译能够更好的起到与生物生命共同相同或达不到的意外作用。

  其次，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在那里？人的文化，似乎有种种的解释，人的文化生命，仿佛更是虚无飘渺，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上存在并可以找寻的。我以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人的文化生命基因的构成，是以民俗为内核的文化基因作基础的。茫茫宇宙中，人类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营生中创造了最初的文化。人类最初创造的并塑造自身的第二生命系统文化生命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挣脱向人性进化的原生态民俗。诚如哲学人类学的先驱，恩斯特·卡西尔所述：“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人们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动（work）。正是这种劳动，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

  ③方言、神话、巫术，习俗等等人类群体生活所形成的原始民俗，构成了必然要反馈并制约于自身的圆周的文化扇面。从而形成了万物中人所特有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基因，文化人性。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无法用纯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世界。而必然会带上塑造他身心成长的群体眼光，即民俗的尺度来进行衡量评判。西方著名的文化人格学派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对此作过精湛的分析：“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④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咿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活动时，社群的习惯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可能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⑤生物生命基因几乎一致的人类，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有那么多的差异，其原因昭然若揭，那就是人类生命孕育成长期，不同族群由民俗构成的文化生命基因所然。例如，主要由游牧习尚进入文明的西方，重视个人生存权利；主要由农耕习俗进入文明的中国，重视集体生存权利。两者对人生生命价值理念的出发点是有明显差异的。西方霸权主义，用抽象的人权幌子，攻击我国的人权问题，不仅是别有用心，在学术层面上，也是违反他们自己大肆宣传倡导的学理学识的。

  过去，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的不够深入，民俗常常被误解为没落的文化遗留。是农民、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什么意义。其实，民俗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联系。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之俗”，即“人俗”。任何人都是自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生永恒的伴侣。一种民俗一旦形成之后，就会以一种特定的思考原型和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民俗圈内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有意无意地整合接受具有共同心意民俗的规范。⑥

  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定民众群体共同心愿的显现。是一定民众群体心愿的“我们感”，正是这种“我们感”，构成了人类文化生命的DNA。它类同于人类生物生命的基因，以一种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密码，延续并制约人类文化生命的成长。可见，民俗是人类文化生命有序发展的基础。它以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一种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沟通了人类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一个历史阶段和一个历史阶段同一性的联系。

  任何一个民俗，有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的衍化。如中国龙信仰民俗，从最早的龙意象，到后期的龙舞、龙舟活动，再到龙村龙潭、龙门吊等等以龙名谓的称呼，就展示了 这一演变的过程。但是，不论是民俗的次生态，再生态的泛民俗主义文化，其间始终蕴含着该民俗最初的意象，包孕着创造这一民俗事项集体的心愿，一种理性和非理性“我们感”形态反映出来的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以集体心理定势——民俗思考原型线状传承，在人们代代相继的日常生活的器物、称谓、观念、行为中不经意地流地露出来。成为构成我们人类种族、民族、族群、区域人群中个人文化生命的特征的重要标记。例如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撰写的反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专著《日本人》；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日裔族群调查感悟到的日本人国民性专著《菊花与刀》；得到过鲁迅赞赏的，从普通老百姓生活习俗中提炼出来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以及清代赴欧外交官陈季同根据的家族和乡村生活体验撰写的《中国人的自画像》、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等，虽然一些说道，不无偏颇，但今日读来，仍有令人震憾之感。当代作家们在此基础上，以各地民众现在生活习状为刻画对象的《闲话中国人》、《读城记》等等，也通过当代人中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中，显示各色人群五光十色的文化生命。

  总之，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不象生物生命基因有物可凭，但是，还是有迹可寻的。现实中，人的生物生命基因激活了生命的活力，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规范了生命的走向。两者从各自的基因密码出发，共同构建了人生的生命里程。

  综上所述，人的生命基因是双重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生命基因，也是人类生命的另一重要部分。人类如果只对自身的生物生命知道，而对文化生命一知半解，那人类生命奥秘的破解，不可能是完整的。从某一种意义上，就连对生物生命的认识恐怕也是不能不能深入的。如前所述，鸡和老鼠与人类的基因有很大的相似，为什么呢？研究人类基因的专家们感到迷惑不解，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亮点竟相报道。作为一个民俗学家，却由此而激起了另一层思考；无独有偶，中国古老的创世神话中，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萌生，比较多的传说，都将此功劳归结于一个是鸡，一个是鼠。另据南朝《荆楚岁时记》载，古人把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大年初一，尊封为鸡的生日。联想生物基因解析中它俩与人类基因的相似，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巧合，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生物生命演变的轨迹？抑或其它？看来，研究生物生命基因的专家，研究文化生命基因的学者对此都需要作深入探讨。

  一个民族或族群群体生命的阐释，光依靠人类生物生命基因工程是难以担当起此重任的，必须同时借鉴和发挥人类文化生命基因工程的作用和力量。二战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可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野兽般屠杀生灵，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非常大创伤的日本，却至今不肯认罪，为什么？难道它们生物生命DNA中混有我们的生命科学还未发现的狼的基因？所以特别的残忍？我不谙生物生命基因工程，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自己从文化生命基因工程角度研究分析发现，日本民族群体文化生命中先天就缺乏恶的理念和价值判断，⑦恐怕才是其真正的根由。这也是国民性劣根性的所在。认识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其意义是及其深远的。

  当然，由民俗构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代代相继，推动着人类族群群体生命的延续，但是，如同生物生命基因一样，它总是不够完善的。对此我们自己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象生物生命基因研究那样，缕析文化生命的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区别优劣，扬长避短，博采众长，熔铸新的国民性，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展现的民俗，虽然光怪陆离，五彩摈纷，但其深层却有着这一民俗的承受者群体民众所特有的共同的话生生的文化基因。在这文化基因中，如上所说，蕴藏着群体民众相通的“我们感”——一种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荡漾着亘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具有共同精神内涵的集体意识流。并由此构成了群体民众——民族、国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础，民族魂，国魂的内核。

  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问，积淀着人类实现自我进程中，使人逐步摆脱，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原生态民俗。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具有优秀的国民性格与民族精神，如前所述，主要不是人种的进化，而是文化的进化。在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双重进化中，文化的进化与抉择，则是人类群体异于其他生物或其他人类群族的关键。而民俗则是文化塑造人格的重要方面，人类的每一个生命从它在母腹中诞生的一天起，就处在不同民族孕育的民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之中。其生命的每一个历程，都可感觉到特有民俗文化的关照和影响，成为一种民俗文化锤炼下的具有特定国民精神民族魂的人。

  民俗本身就是人类在不相同的领域中形成的群体性代代相传的思考原型与行事方式。它具有对后继社会行为起规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现实中，它以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物化形态和情趣、风尚、习俗等无形的心意表象，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载体，沟通了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外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为人类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石。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民俗传统，而只能在旧民俗传统基础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一个国家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建设同样如此。

  有一种论调认为，现代人的内核是理性化，民俗一类传统已经过时了。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建立一种理性化的“发展”理想，应用抽象的理性原则行事，而与传统的观察方式和行为方式决裂。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看，从来就没彻底理性化，而总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运动中前进的。理性化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却如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雄辩论证所指出的，“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掌心一样”。“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新事物吸取了存在于它们之前的某些东西”。⑧每一时代精神思想，同样如此。即使是所谓时代民族的新精神新观念，它本身就蕴含着过去的遗存内涵，历史精神的合理内核。民俗作为一种传统，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于今天的世代链环。毋庸置疑，很多源远流长的民俗传统不再有明确可辩的形式存在，但是，并不影响它以某种成分和变异的形态而继续发展。正是这种内在的规范性的相继延传，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行为与模式，情趣与爱好，从而为一个国家的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凝聚作了层层的积淀。

  可见，一国的国魂，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时代的某个先觉或勇土凭空塑就的。它是该国民众在世代相继，代代相传的群体文化范式——民俗中筛选挑选出来的。有着悠久历史和生活文化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就凭藉有史以来生存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俗精粹，一套适合我国民众人情和国情的文化系统，才得以处世不惊，排除万难，生生不息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有人却断言，传统的民俗已过时，惟有引进外来的现代文化与精神文明，才能重铸国魂。这是不正确的。在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中，当然应该吸取外国优秀的精神文化。但是，一国的国魂，代表民族群体的祟高精神，不可能是外来的，而只能是本民族中固有的，否则何谓国之魂，民族之魂!它的根基不在国外，就在我们千万年来流传不衰的优秀民俗之中。这些民俗中展现的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代表我们国魂的雄姿。例如，心意民俗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木填东海的悲壮举止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男吊女吊刚烈的复仇意志，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无一不令人扼腕叩节激动不已。人生社会民俗中，重阳节登高敬糕尊老，春节元旦日让小辈先饮屠苏酒扶幼，其精神，今天仍为国家倡导，全民响应的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

  现代国际人文学科民俗学之民俗，如前述，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残存的“风俗习惯”这样狭隘的观念。长期以来，不少人，包括我们学界望文生义对此理解存在极大的误解，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建设，极大阻碍了国家经济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民俗学之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千万年来积淀下来的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一定的的民俗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关键是有它特有的能为人类生存所用的生活的知识经验。在人类社会中，它又是一种道德的感召力，一种代代相继的文化力量。日本在20世纪初开始将民俗作为日本人之所以能成为日本人的经济和文化的宝贵经验加以开掘和宏扬，极大地支持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前市长汪道涵御任前夕，曾支持翻译出版了日本技术比较论者撰写的关于日本经济起飞的分析报告，日本专家们一致认为， 除了借鉴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外，利用日本民众自古以来成功的民俗传统“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重新塑造西方的现代技术起了重大作用。（可惜，这本书出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引起国人的注意！）所以，民俗学在日本成了一个“济世之学”，一个渗透到众多学科的一个国学。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构建日本现代民族精神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学科的鼻祖柳田国男撰写的历史审视日本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等名著，成为日本国民教育和民族精神建设的良师益友。从而也使他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国家最高文化勋章。无独有偶，韩国在激烈对抗日本的同时，在这方面也向日本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上韩国化的现代科技和技艺表演，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影响。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一国固有的民俗文化对一国现代化经济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巨大作用。传统和现代化并行不悖的。民俗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可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急需加快现代理念的民俗学科建设和发展。

  另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一国的精神文明，是一国民众有史以来一切进步文化知识智慧的继承和发展，民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咱们提供了迄今行之有效的各类模式经验，也向我们昭示了行将消逝的人类唯一的文化成果，这也是我们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为此，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民俗为为主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另外，它的保存状况如何，也是世界各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11月第29次全员会议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界定：“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它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10月第31届大会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进一步的认定：“人们学习和过程及学习过程中被告知和自创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还有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和其他社会及自然构造；这些过程给现存的社区提供了一种与先辈借助产相连续的感觉，对文化认定很重要，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以传统的文艺、古城、民居、中国结，唐装等中国民俗遗产、民间文艺为内涵的文化，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及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不断取得成功，越来越为国人和世界人民所重视，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多种因素，尚有不少的领导和人们对民俗的价值缺乏科学的认识，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个性的民俗文物、民俗习尚，却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若不抢救、保护，即将与时消沉。中国加入WTO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因为WTO的根本原则中有一条，在鼓励世界文化多样化、丰富性的基点上，支持本国文化的个性化，而民俗正是实现文化个性化的基础。中国优秀民俗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为了让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更好地为当今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为了让民俗学这一人文学科走向现实，更好切合社会发展实际的需要，民俗学的建设在哲学社会科学等人文领域中理应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正是为了扭转国内在这方面落后的局面，顺应加入WTO后的国际现代化潮流所作的学术努力。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当和国家领导层，已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党的十六大精确指出的，文化的发展要关注“扶持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它必将对我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民族精神的建设的互动带来非常大的促进。

  民俗孕育了国魂，国魂就在民俗之中。古往今来，一些有远见和成就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就十分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民俗来熔炼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魂，以达到强民富国的目的。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居民，中国满族人关中原都曾利用民俗来培育统一的国魂和民族精神，进而达到一时的辉煌。德国格林兄弟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法律专家，他俩后来倾力于民俗的收集研究和学科研究，其目的是要挖掘和构建德国的“人民精神”即“民族精神”，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⑨应当指出，民俗是多棱的宝石，而且其间掺合着杂质，利用不当，也会导致国魂的偏离，甚至走向邪恶。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便是明证。当今西方一些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具有鲜明的国魂，缺乏民俗，就想方设法，人为地制造民俗，试图从中孕育共存的国魂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稳定和民俗。如美国，立国才几百年，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居民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如何把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是个大问题，为此，就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节日和其他的习俗活动，从中来操练并展示一种美国精神。至今，它们已有了二百多个稀奇古怪的节日。透过这些眼花缭乱，色彩艳丽的节日，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其中明确的动机——企图铸造美国魂。这种方式究竟有多大效果，姑且不论，但是，民俗与国魂民族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母子连环，这是事实，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

  ①参见（日）柳田国男、关敬吾《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②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 M•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9页-201页 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

  ⑥陈勤建《中国民俗》第二章 21页-31页 1989年8月版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

  ⑦参见拙文《中日金鸡传说崇信的文化走向》《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三期

  ⑧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5页、4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二版

  ⑨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流派——神话学派》载《民间文艺参考资料》北京师大中文系编 198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