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发出《关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补充事项的函》，向高校各学位授予单位说明：根据部分单位和学者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经过对有关问题的审慎研究，学位中心决定，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另外，较多单位反映五月正值研究生答辩高峰时期，五月底前完成评估材料填报难度较大，学位中心决定将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16年6月20日。

  4月22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向高校发出《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然而公布一周之后，却在高校和学界引来质疑。

  不同意见一方面来自高校科研等部门的人员。虽然邀请函上写着此次评估高校“自愿申请参评”，但“所有高校几乎不可能放弃申请，由于5月9日就要送交参评学科清单，5月30日之前一定要提交参评学科《简况表》《信息表》等材料，学校立刻紧锣密鼓准备。”一位高校科研处的人员说。然而，他们随后发现，“A类期刊”名单与之前在高校和学界进行学术评价时通用多年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名单存在很大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填好此次评估的表格，必须重新收集教师发表在“A类期刊”名单上的文章，最简单的程序也要经过教师上报、学校核实，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而最近一段时间正是高校毕业答辩的繁忙期，十几天时间很难完成。

  与此同时，“A类期刊”名单上的期刊，引来更多教师的质疑。以教育学为例，“学术刊物的影响力和排名以前都做过，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很多期刊与这个名单上期刊差别不大，甚至排名还在前面，但却不在名单里。进入名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列为教育学A刊的8种外文期刊都是比较教育类的，而教育管理、教育政策、教育经济类的发表成果怎么算呢？”一些学者向记者反映。全国政协委员何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高峻也通过种种方式，对“A类期刊”名单提出质疑：为何这个名单上中文期刊要比外文期刊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和气象，倚重在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来评估科研成果不尽合理。

  各方对“A类期刊”名单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名单上的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外文期刊选择不够科学；中文和外文期刊都存在覆盖面不够的问题，涉及的学科不齐全；一些权威期刊和高质量的学报不在名单上；CSSCI能较好地衡量学术水平，为何还要再列“A类期刊”名单；一些一级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这两个并列的一级学科放在一起等等。

  据记者了解，上述意见和建议很快传递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十分重视，研究决定发出《关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补充事项的函》及时回应。在这一函件中，除了申报截止时间延长、“A类期刊”名单取消，还有一条是“考虑到‘学位点动态调整’仅在四省市先行试点，2012—2015年新增列的学位点一般也还没有毕业生，现将‘参评条件’中‘2016年新增列学位点的学科，可不绑定参评’，放宽为‘2012年（含）以后新增列学位点的学科，可不绑定参评’。”

  “A类期刊”名单的出台，根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附件《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所述，是要“建立更科学的‘中国版ESI高被引论文’和人文社会学科我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很多高校和学者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目标。

  客观地说，“A类期刊”名单出台也不是坊间所说“拍脑袋”想出来的。上述文件对有关“评估方法改进调研”进行了说明：“分别与汤森路透、中国知网、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等机构进行研讨，改进论文评价方法；对全国万余名博导及有关学科评议组做全面调研和投票，形成‘A类期刊’清单。”5月6日发布的函件又进一步说明，“‘A类期刊’遴选过程，是先由专业机构依据文献计量学方法，参考影响因子、声望指数等指标，经综合分析提出初选名单，再请专家学者对初选名单做投票，并将投票结果提交学科评议专家审议，形成相应学科的‘A类期刊’清单。”

  围绕学术评价，我们应该思考应该以论文本身进行评价，还是以其发表的载体即期刊来评价？“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转引率能说明其学术价值。如果能依论文本身来进行评价，每个高校只要列出在某学科100篇最好的论文就行。而列出一个名单，看它是在哪个期刊上发表，哪个出版社出版才算有价值，不公平也不科学，也是对学术评价的不当干涉。”教育学者李立国教授说，“认真思考学者的意见建议，对我国的学术构建，让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非常有意义”。

  针对决策程序，需要思考我们一些常规决策是否仓促，缺乏与利益相关方广泛充分互动。“任何决策，除了决策本身要讨论，决策过程和讨论决策的规则也要讨论，前者是广泛征求意见，后者保证征求意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且这些讨论都要公开透明地进行。拿这个名单来说，学位中心之前也做了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但这一过程中高校和学院作为利益相关者，其以一对一的形式提交给中心的期刊名单总会倾向于自身利益，其选择是本位主义的，最终是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大家都不会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柏英教授说。

  显然，对“A类期刊”名单取消的讨论，如何让学术归于学术，让行政归于“放管服”，才是最重要的。